战火记忆丨只要国家需要，我就上！
张景元，1927年12月生，山东费县人。年幼时，曾担任抗日儿童团团长，1944年参加抗日游击队，投身敌后斗争。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参加过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、华北战役、华中南战役以及解放大西南、解放西藏等战役。194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立一等功一次、二等功一次，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。
我叫张景元，1927年12月出生在山东省费县梁邱镇书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如今已近百岁。每到阴雨天，浑身骨头缝里的酸麻就准时找上门来——不是因为我老了，是1947年大别山那场激战留下的“纪念”，是两手攥着电话线、电流穿身而过的二十分钟，在骨子里刻下的痛感记忆。可要说这不怕死的劲儿从哪儿来，就得回到1944年那个我永远忘不掉的夏天，回到我二哥倒下的那个地方。
那一年，我17岁，是抗日游击队的一员，跟着我大哥、二哥打游击。游击战中，我们摸清了驻梁邱鬼子的活动规律——每隔五天，他们会经过季作村那棵千年大白果树，而且每次都会在树荫下歇脚。
摸清这个规律后，大哥派我去山后给八路军报信。我连夜翻过了两座山，鞋子跑丢了就光脚走，荆棘把裤腿都划烂了，我也浑然不觉，终于在天亮前把情报送到了八路军手里。八路军当夜就悄悄进驻了季作村，并在白果树周边设好了埋伏。我们趴在远处山岗上，眼睛死死盯着那棵树。等了几个时辰，鬼子果然来了——一百多号人，把枪往地上一架就盘腿坐下……突然，一阵手榴弹从树上砸下来！炸得鬼子鬼哭狼嚎。紧接着枪声四起，八路军把鬼子围得水泄不通。就几十分钟，鬼子全被歼灭。
可我们还没高兴多久，鬼子的报复就来了。两天后，鬼子对附近七八个村子进行了疯狂的扫荡。我们游击队化整为零，掩护乡亲们转移。混乱中，我和二哥跑散了。我到处找他，最后在村后找到了他。他被绑在树上，身上被刺了九刀。我扑过去，紧紧抱住他，可他的身子已经凉透了，眼睛睁得大大的。前一天晚上，他还跟我说：“等打跑了鬼子，咱回家好好种地……”这话还在耳边，人却没了。我跪在他身边，浑身发抖，眼泪流干了，嗓子也哭哑了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报仇！杀鬼子！给二哥和乡亲们报仇！
我埋了二哥，在他坟前磕了头，并对大哥说：“以后最危险的活儿都给我，我不怕死，我怕二哥在下面怪我怂！”自那以后，送情报、摸哨卡、打埋伏，我都冲在最前面。大哥看着我，又是心疼又是赞许。他知道，那个需要他护着的三弟，已经在战火里长成了能扛事的汉子。
1945年秋天，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传来。可我没有回家，而是选择留在部队，成了华东野战军三纵七师通讯连的一名电话兵。我知道，电话线就是前线的“生命线”，守好线路，就是守住战友们的命。
1947年，我们奉命攻打鹊山县城。那一次的战斗异常惨烈，从夜晚打到了天明。突然，通讯设备里没了声音——电话线被炸断了！指挥部和前线的联系瞬间中断，贺建师长命令我们电话班立即抢修。第一组四个战友刚冲出去，就被敌人的炮火吞没，都牺牲了。没有时间犹豫，班长又派出了我们四个人。我们冲进那片死亡地带，子弹噗噗地打在脚边，我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，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，但想起二哥，想起身上的责任，我没有退缩。我和另一名战友拼命翻滚、匍匐，终于找到了断线处。两截线头隔着二十米，他拽住一头，我继续前进去找另一头。等我找到线头往回爬时，却发现他已被子弹击中，爬不动了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指挥部的命令无法传达，我知道，每延迟一秒，前线就可能多牺牲几个战友。我爬过去，一手抓起一个线头，想把它们接上。就在两手同时握住铜线的瞬间，一股强烈的麻木感蹿遍全身——是指挥部正在尝试通话！
我立刻明白：“我就是导线！”我迅速滚进一个弹坑，死死攥住两截铜线。电流像无数根针在扎我的骨头，我肌肉不受控制地颤抖，牙齿咬得咯咯响。恍惚间，我好像看到二哥正在对我点头。“二哥，你看着，弟弟没怂！”我在心里喊着，手攥得更紧了。
就这样，我不知道坚持了多久，直到身体几乎感觉不到麻木，才趁机用牙咬开线皮，将线路牢牢接上。然后，我拖着受伤的战友，一步一步爬回了阵地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我随18军开赴二郎山，修建康藏公路。
那真是“生命禁区”！海拔太高，水烧不开，饭煮不熟，我们天天吃夹生饭，经常拉肚子。我们住在漏风的帐篷里，夜里裹着棉被依然脊背发凉。可没有一个人抱怨，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：路，必须修通！那时没有机械，修路全靠力气。我们把绳索系在腰上，在悬崖上抡大锤，脚下就是万丈深渊。我的肩膀磨破了结痂，结痂了再磨破，最后长成了厚厚的老茧，摸上去硬得像铁板。但我们热情高涨，天天喊着号子，唱那首《歌唱二郎山》：“二呀么二郎山，哪怕你高万丈，解放军铁打的汉，下决心坚如钢，誓把公路修到那西藏……”
当第一辆汽车鸣着笛，开过我们用生命铺成的公路时，整个山谷都沸腾了！我们这些糙汉子，抱着彼此，眼泪淌得哗哗的。所有吃过的苦，在这一刻，都值了！这条路，是我们给新中国的又一份献礼！
1956年，组织安排我到贵州省公安厅工作，我端上了“铁饭碗”。可1962年国家有困难，毛主席号召干部职工下放农村，给国家减轻负担。我连着递交三次申请，放弃了城市户口和“国库粮”，带着一家五口回到农村老家，重新吃起了“农业粮”。
乡亲们信任我，选我当大队副书记、大队长。我把在二郎山修路的劲头用在了田埂上，带着大伙儿改造了四百多亩农田，修了四座水库，种了五百多亩林子，还挖了七百多米的水渠。看着荒地变良田，旱地有了水浇，我心里比喝了蜜都甜。
2019年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那天，我坐在“致敬方阵”的礼宾车上，缓缓驶过天安门。看着眼前钢铁洪流般的现代化军队，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。我想起了在白果树下牺牲的战友们，想起了大别山阵地上倒下的兄弟们，想起了二郎山风雪中啃冻馍的伙伴们……
如今我眼睛花了，耳朵也背了，但只要孩子们来听我讲故事，我就精神头十足。我这一生，从打鬼子到修天路，从城市回到田间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就守着一个承诺——只要国家需要，我就上！这不只是我张景元一个人的承诺，而是我们那一代人，对祖国、对人民，刻进骨子里的忠诚！只要祖国一声召唤，我这把老骨头，依然准备着！（张景元 口述 李慧 记录）
中国公众新闻网摘编：亓荃鹏 |
